大一上学期，《中国近代史纲要》开课。说实话，这门课在很多人眼里是“水课”——上课刷手机、写其他作业，似乎成了默认的打开方式。直到我遇见了杨老师。

杨老师头发已经全白了，不是花白，是银丝一样亮闪闪的白。他拎着一个旧旧的公文包走进教室，推了推老花镜，先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写下自己的名字，然后转过身来，认认真真地说了一句：“同学们好，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学习近代史。”那个“认认真真”的样子，让我愣了一下——他不是在走教学流程，而是发自内心地高兴，发自内心地喜欢课堂。

后来我发现，杨老师每一节课都如此。他的课件是自己做的，没有套用任何模板，每一页都布满他手写的批注。讲鸦片战争，他从林则徐的奏折原文念起；讲辛亥革命，他把孙中山当年的手稿照片投影出来，一处处圈给我们看。那些泛黄的文献，在他的讲述里活了过来。

讲到甲午战争失败后的民族觉醒，他忽然停下来，摘下眼镜擦了擦眼角。教室里安静了几秒，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，也许不是这门课“水”，而是从前的我们，从未真正走进过这段历史。

但让我彻底记住杨老师的，是另一件事。

期中过后的一节课，他讲完课本内容，合上讲义，笑着问我们：“同学们，你们觉得历史学到最后，学的是什么？”教室里一片沉默。他点点头，像是不意外，然后转过身，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圆。

“我年轻时候喜欢看星星。”他说，“人类几千年历史，放到宇宙尺度里，连一眨眼都算不上。可就是这一眨眼的功夫，我们经历了那么多苦难、奋斗、屈辱、荣光。”接着他讲起了黑洞、时空弯曲、光年。他说中国近代史这一百多年，就像一束光穿过虫洞——黑暗虽然漫长，但只要有一丝光亮，就一定能走出来。

一个头发花白的老教授，在一门文科课上，认认真真地给我们讲宇宙黑洞，那个画面我想我会记很久。他眼睛里有一种光，不是讲台上职业化的热情，而是发自内心的、真正热爱着什么的光。

下课后，我忍不住问他：“杨老师，为什么您要在历史课上讲天文？”他笑了笑，说：“历史教我们从哪里来，宇宙教我们往哪里去。年轻人不能只背考点，要知道自己站在哪里。”

后来我听说，杨老师已经快七十岁了，本可以退休，但他还想再多上几年课。“现在的孩子听不进去历史，那一定是我的原因，我得想办法。”

因为杨欣虎老师，我记住了《南京条约》的签订年份，记住了新文化运动的意义，更记住了：一个真正热爱讲台的人，哪怕面对再多人眼中的“水课”，也能把它讲成一片星空。

这就是我在青岛理工大学最难忘的故事。它让我看见，青理的讲台上，站着这样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，他不止教书，还带我们抬头仰望宇宙。